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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教育改革规划:框架和远程教育方向
重庆网络教育学院  2019/10/28 12:57:22

  其一,基于远程教育的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先进系统。 
  (1)终身学习、继续教育的框架设计——类生态系统。 
  关于系统的现代性,一是考虑“异构”性(不限于正规教育),二是考虑连续性(断链、教育孤岛),即所谓的系统均衡性。要对接,也就是说终身教育不只是成人教育、非正规教育的问题。要所有类型层次的教育在纵横两维上的无缝联接。形成开放教育的生态系统(open educational ecosystem),这个术语强调的是各种类型教育的主体性、共存性、依赖性和竞争性,更强调教与学双方、教育系统内与系统外的生态关系、和谐性和可持续性,防止局部利益最大化,强调“有责任感的统一运行机制”,等等。 
  (2)颠覆和均衡。 
  一方面,这种系统的设计是理性的架构,但一方面确实是对传统教育系统的内在思路的一种革命。“终身学习教育方式是对传统教育中师生角色的颠覆:正规教育系统得到完善的发展”。“教育系统的转型必须涵盖整个系统”,具有均衡性;平衡的学习框架包括证书、学分转移等。利益均衡就能充分合作。[21] (3)促进知识的“金融化”,建设教育的“金融系统”。 
  第一层面是教育产品与教育产品的交换。开放大学的另一个特点是多元性办学——涵盖学历与非学历教育,各种培训等,并且为纵向、横向教育沟通提供公共服务,架设立交桥[22],建立学分银行。这样,开放大学要为各种教育产品提供一系列知识的“等价物”。例如为各种学历教育提供通用的货币单位——学分。今后还要为非学历教育提供交换的等价物,也就是一般学习成果的记录、描述和等价物。 
  学分转换的协调机制还涉及利益的均衡等问题。这些需要国家制定相应的政策,培育相应的机制。远程教育的公共服务平台可以做好相应的服务。 
  第二层面是教育货币与劳动实践货币兑换,架设桥梁并产生一般等价物。葡萄牙教育部部长罗伯特·卡乃罗提出:如何“能把生活的经验转化为积累的知识和技能”,包括“隐含的知识转化为约定俗成、大家都能接受的知识”。[23]法国于2002年通过的《社会现代化法》确认“劳动工作可以获得知识”,创立 “经验获得认证”制度(VAE),把工作经验折算成700余种(最高到博士)学历,扩大职业资格认证领域。学分银行可以作为未来的“业务项目”进行拓展。[24] 
  其二,在下一轮教育改革中的远程教育如何“出牌”。 
  彼得斯认为:“未来的大学因使用新技术来‘解构’”[25]。解构必然带来重构或流程的重组。 
  从教育技术方面继续推进高等教育教学改革。从信息化角度看,远程教育可以被视为教育信息化在高校边缘划出的一个试点。但是,从远程教育看,第三代远程教育也是被网络和新信息技术武装后的新远程教育形式,物化技术为远程教育理念提供了新的体现空间。在第一层,是高等教育中采用的信息化技术,如计算机、网络、信息乃至知识组织管理的技术的应用和教育教学的变革。第二层是在这些工具生产力推动下,教育技术的提升,如个别化自主学习方式,相应的教学设计,技术对教学互动的新的支撑等。在教育信息化对高等教育改革的成就中,远程教学大学和传统高校形成了某种对比:一些学者认为通过教育信息化改革传统课程和教学,远程教育院校取得丰硕成果,传统高校差距很大。我们要琢磨“如何整合、利用现代远程教育的试点成果,关注信息技术在教学、科研主要环节的应用,结合现代远程教育和现代企业化的运行制度改善高校的管理体制,使远程教育试点成果在高校开花结果”。[26] 
 促进教育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互动。广播电视大学的创建源于远程教育的第一次动因(基于第二代媒体),基于我国改革开放启动后,高等教育规模无法适应大规模人才培养和高等教育欠债问题。远程教育的规模效应发挥了“急就章”的作用。而在新一轮教育改革中,国家一下子成为全球第2大经济体,其社会发展教育指标的提升压力尤大,包括城市化进程中新市民教育问题成为城市病的重要表现等等。中国从业人员7.96亿,农村富余劳动力1.2亿,老龄者1.44亿,经过一次性学校教育进入社会的成员10亿人,为在校生的3倍。新市民教育的压力在3亿左右。终身教育压力又一次要求有一个高度灵活的系统和突破传统学习的教育经济学的教育模式。远程教育的成本效益理论实践具有相应的能力。远程教育是通过“大规模生产”来突破教育规模的。[27]中国电大、印度的英迪拉·甘地国立开放大学和香港公开大学的成本分别约为传统高校的35%、35%和25%[28]。 
  模糊远程和非远程学习边界。在一些大学实施的灵活学习或灵活课程中,校园学习和校外学习的分界线模糊了,它只是为学习者提供更加方便和适应自我的方式,包括选择适应自己的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学习模式、学习时间、学习地点等。[29]远程教育双重模式(DMUs:Dual Mode University)中,有一部分与校内(on-campus)学生相对的校外(off-campus)学生:澳大利亚的莫道克大学招收这两类学生,通常意义上,校外生接近远程学习者原型,但是莫道克大学两类学习模式的学生实现“三同”,同课、同师、同毕业证书,都增加了计算机网络学习(online computer mediated learning)[30]。 
  其三,成人教育、继续教育转型:采取网络教育手段,依托远程教育服务体系,分工合作。 
  今后的成人教育、函授教育要进行结构性调整,包括:①向网络教育转型;② 分工合作;③ 与公共服务体系合作,用活网络资源,避免资源重复建设和信息孤岛。任为民认为,要利用公共服务体系整合成人教育资源,实现四统一:统一培养目标和标准、统一采取学分银行、统一弹性学习年限、学分有效期、包括部分课程的全国统一网络考试,等等。[31] 
  在终身教育框架设计中,要使各类高校参与终身教育体系和学习型社会服务的分工,分别为高层次人才、从业人员岗位技能培训、社区乡镇民众提供培训。充分利用包括远程开放教育、开放大学的公共服务平台提供支持服务和学习成果认证转换,衔接各阶段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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